佛禅对柳宗元山水诗的影响刍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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柳宗元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散文家,还是一位很有成就的诗人。魏庆之尝谓:“人生作诗不必多,只要远传。如柳子厚,能几首诗?万世不能磨灭。”(注:魏庆之著《诗人玉屑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3  月版第121页。)刘克庄亦称:“如柳子厚诗,……得一二首似之,  足矣。”(注:刘克庄著《后村诗话》,中华书局1983年12月版第10页。)可见其诗对后世的吸引力之大,生命力之久远。柳宗元诗歌特点形成的原因,一方面同作者的才情秉赋、遭际阅历有关,同时,也不能不看到,当年广为流布的佛教,尤其是中国化佛教业已形成后的诸多门派对其诗歌创作影响,也是一重要因素。本文主要追踪柳宗元谪居岁月与释门的广泛交游,以廓清柳氏佛学思想的基本面目,从而在思维方式、情感逻辑等方面探寻佛禅对其山水诗创作的直接、间接的影响和受益受病的某些规律性问题,探讨其山水诗的意境、风格及其成因。

一、佛教的出世法则与柳宗元的生活情趣
        柳宗元一生好佛,他曾说:“吾自幼好佛,求其道,积三十年。”(《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》)这三十多年大致可分为幼时的盲目、为政时期的附会时尚和贬官后的自觉三个阶段。(注:袁家耀《柳宗元“好佛”略谈》,《江淮论坛》1995年第3  期。)他在长安应举和为政时期,曾与文畅等出入官场文坛的僧侣结交,很欣赏晋宋以来谢安石、王羲之、习凿齿、谢灵运、鲍照等人与和尚支道林、释道安、慧远、慧休的关系,并极力称赞那些与自己同时代人的那种“服勤圣人之教,尊礼浮图之事”的亦儒亦佛的生活(详见《送文畅上人登五台遂游河朔序》)。只不过这时他在政治上一帆风顺,忙于实现政治抱负,不以文为意,所以作品少,佛教思想也表现得不明显。被贬永州后,他由一朝重臣而流落远荒,社会地位的巨大反差,内心的极度痛苦,使他不得不到佛教中寻求寄托甚或解脱。初到永州,居无定所,只好寄居在重巽的龙兴寺,这样每天接触的是经书禅堂,促使他进一步研究佛教教义,从而对佛教有了深切的体会。他曾在《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》一文中颇为自负地说:“世之言者罕能通其说。于零陵(即永州),吾独有得焉。”他改贬柳州后,来到提倡“顿悟”的南宗禅的老巢,进一步受到禅宗的浸染。苏轼曾说:“子厚南迁,始究佛法。作曹溪南岳诸碑,绝妙古今”。(注:《柳宗元全集· 卷六·曹溪第六祖赐谥大鉴禅师碑·详注》,中国书店1991年8月版第64页。  )佛教的出世间法已影响到他的生活情趣与审美趣味,并渗透于他的诗歌创作中。
        柳宗元认为“佛之道,大而多容,凡有志于物外而耻制于世者,则思入焉。”(《送玄举归幽泉寺序》)这正是他改革失败后被贬永州的真实心理状态。受佛禅影响,他悠游山林,并于自然山水中体味到了“与万化冥合”的禅意。他早有悠游山间林泉的好尚,“夙抱丘壑尚,率性恣游遨。”(《游南亭夜还叙志七十韵》)贬永州后,随着对佛教教义理解的加深,加上认为自己“既委废于世,恒得与是山水为伍”(《陪永州崔使君游宴南池序》),于是,“自肆于山水间”(韩愈《柳子厚墓志铭》),更有意识地在这人烟稀少的远僻之地搜奇觅秀,遨游丘壑林泉以求得内心的平静与精神的快适,从自然山水中寻找慰藉,以排解心中的郁结。他在《游朝阳岩遂登西亭二十韵》中这样写道:“谪弃殊隐沦,登陟非远郊。所怀缓伊郁,讵欲肩夷巢?”可见他登临游览的目的就是要借此宽解胸中的郁闷。他毫不掩饰自己是满怀牢骚来游览登临的。他的许多山水诗作常常这样开头:
        “隐忧倦永夜,凌雾临江津。”(《登蒲州石矶望横江口潭岛深回斜对香零山》)
        “拘情病幽郁,旷志寄高爽。”(《法华寺石门精室三十韵》)
        “窜身楚南极,山水穷险艰。”(《构法华寺西亭》)
        “苦热中夜起,登楼独蹇衣。”(《夏夜苦热登西楼》)
        在永州十年间,他经常与朋友、僚属“上高山,入深林,穷回溪,幽泉怪石,无远不到。”在浪迹山水、悠游山林的过程中,他确实于自然山水中寻到过慰藉,体会过与自然冥然化合的境界。当登上西山后,他感叹道:“知是山之特点,不以培塿为类,悠悠乎与颢气俱,而莫得其涯;洋洋乎与造物者游,而不知其所穷。 ”(注:《柳宗元全集·卷二十九·始得西山宴游记》,  中国书店1991年8月版第314页。  )他仿佛觉得脚下的西山与元气混而为一,自己也仿佛消融在这邈远无垠的大自然中。在游览小丘时,他感觉到“枕席而卧,则清泠之状与目谋,滢滢之声与耳谋,悠然而虚者与神谋,渊然而静者与心谋。”(注:《柳宗元全集·卷二十九·钴鉧潭西小丘记》,中国书店1991年8  月版第315页。)这种“心凝神释,  与万化冥合”的物我两忘境界的获得,则正是受佛教影响所致。
        除了悠游山林,他还植竹禾,艺花卉以自遣,“筑室茨草,为圃乎湘之西。穿池可以渔,种黍可以酒,甘终为永州民。”(《送从弟谋归江陵序》)过着“把锄荷锸,决泉为圃”和“浚沟池,艺树木,行歌坐钓,望青天白云”(《与杨诲之第二书》)的闲适生活。这种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,清静淡泊、恬然自适的生活情趣,也正是受佛禅影响的结果。


二、柳宗元对佛教的独特理解
        柳宗元绝不是生性淡泊之人,他对待人生的态度是积极执着的。他虽然好佛,但他的思想基本上还是儒家的。他一生有两项重大活动:一是参与永贞革新,一是领导古文运动。这二者都与他复兴儒学、佐世致用的思想有关。他既身体力行了“励材能,兴功力,致大康于民,垂不灭之声”(《答贡士元公谨论仕进书》)的政治理想,又明确提出“文者以明道”(《答韦中立论师道书》)“辅时及物”(《答吴武陵论〈非国语〉书》)的主张和以儒家经典为“取道之源”(《答韦中立论师道书》)的原则。他早年“颇慕古之大有为者”(《答贡士元谨论仕进书》),热衷仕进、向往功名,自言“少时陈力希公侯,许国不复为身谋”(《冉溪》),“勤勤勉励,唯以中正信义为志,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”(《寄许京兆孟容书》)。即使在被贬逐后,他仍坚持“仕虽未达,无忘生人之患”(《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》)的儒家思想。他时刻寻找东山再起的时机,渴望重新回到社会中一展抱负。他常以屈原自喻,“投迹山水地,放情咏离骚”(注:《柳宗元全集·卷十四·游南亭夜还叙志七十韵》,中国书店1991年8月版第477页。)。同时在个人生活上,他也是按照儒家的道德准则来立身行事的。他因妻子杨氏早逝,“ 寡居已十余年,……至今无以托嗣续,痛恨常在心目”(《与杨京兆凭书》)。他念念不忘求胤嗣,甚至提出愿娶老农女为妻,生儿育女。可见儒家的“不孝有三,无后为大”的伦理观念对他根深蒂固的影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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